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据报道，李志绥在“回忆录”里总是把自己说得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常的亲近，深受毛泽东的信任，毛泽东对他几乎是无话不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毛泽东和李志绥的关系究竟怎么样，你知道吗，尤其是吴旭君。我们深感有责任把真实情况向世人、向一切看过李志绥“回忆录”的人们说清楚。

　　李志绥为了编造一些毛泽东同他的“个别谈话”，特地给自己安排了许多特殊身份和工作任务，如：教毛读英文，毛让他看《参考资料》，研究政治，向毛写报告，帮助毛挑选红卫兵小报，等等。读者也许不会想到，这些也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先从教毛泽东读英文说起吧。

　　1、毛对李的印象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多次讲到他教毛泽东读英文，在教英文中间，毛又怎样同他进行交谈，甚至是“彻夜长谈”。到底是谁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呢？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林克调来做秘书，毛泽东就要林克教他学英文。从这时起，直到一九六六年大都是林克同毛一起读英文。

　　林克一九六一年一月下乡后不久，有一天毛泽东对吴旭君说：“国家困难时期，要节约开支，精兵简政，我要带头执行。你帮我的忙，我这里的人，秘书、卫士等都陆续离开了，你多承担些工作，既当护士长，又兼点医生工作。我们订个约法三条：第一，发烧不超过三十八度五不许找医生，我病了由你看；第二，学着搞些国际问题，每天看了《参考资料》要和我讲，还要和我读英文；第三，你也参加卫士的值班。”从这时起，吴旭君就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谈“参考”。林克回北京后，仍由林克继续同毛一起读英文。

　　李志绥只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偶尔和毛泽东读过几次英文，后来就不读了。

　　吴旭君曾经问过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不找李大夫读了？”

　　毛说：“此人不像你的徐涛（徐是吴的丈夫）和林克那么温和，他是另一种类型的人，我还不太适应，他比较紧张，我觉得不舒服。我看还不如找你来和我一起读好。”

　　吴旭君说：“我的英文程度不如林克那两下子，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怕胜任不了。”

　　毛说：“我们不是读过几次吗？就按你的办法挺好。你爱跟我争论问题，有时提出一些问题促使我去思考，我对我们的争论挺欣赏。就这么办！你就辛苦点，多背点政治术语和单词。”

　　吴旭君和毛泽东一起读英文，吴还给他选了一些医学词句读，把中英文句子分别用大字抄在八开的纸上。

　　唐闻生曾任外交部翻译、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日报》副总编辑，现任铁道部对外合作司司长。她回忆说：“在六十年代未和七十年代，毛主席会见外宾前后，或者当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常问一些中文词句用英文怎么表达，还让我给他写下来，有时他会反复念好几遍。我给他写过不少英文单词和句子的卡片。在我为主席担任翻译期间，没有听说过他向李志绥学习英文。”

　　关于看《参考资料》，据我们所知，当时一组只有汪东兴、叶子龙、林克各订有一份，每人一天两大本。毛泽东告诉吴旭君说：“特别批准你可以看我的那一份，看完了，每天要和我谈。”因此看“参考”、谈国际问题，又成了吴旭君的工作任务之一。李志绥根本没有《参考资料》，毛泽东没有给他看《参考资料》的任务。

　　李志绥的“回忆录”说：“毛知道了我的处境（按：这里指“回忆录”里写的“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对他造成的不安全），特别给我一个工作。毛让我和吴旭君筛读每天由全国各地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挑选一些送给他看。”

　　“文革”初期小报很多，毛泽东把筛选小报的任务直接交给了吴旭君，并且每天她要和毛交谈这些小报的内容。毛对吴说：“我现在不得不借你的眼睛了。”这件事同李志绥毫无关系，毛从来没有交给他筛选小报的任务。

　　2、李接近毛的机会少

　　李志绥的“回忆录”反复说，他是毛泽东“闲聊的对手”，是毛的“清客”，经常同毛“彻夜长谈”，“几乎熟知他人生中所有细枝末节”。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特别强调这些话，无非是为他们编造毛泽东的“谈话”和所谓“深刻入微”地描写“真实的毛画像”作铺垫。然而事实是，他同毛泽东交谈得很少很少，长谈是绝对不可能的。

　　李志绥同毛泽东接近的机会很少，毛泽东很少找李志绥。李在毛泽东面前很紧张，有事几句话说完就走了。李 平时从不主动去看毛，我们感到他是有些发怵，他可以很长时间不同毛见面。李志绥自己对我们说过：“没事少在他（按：指毛泽东）眼皮底下晃，说不定哪天就给晃下去了（按：指下放基层）。”

　　卫士们也反映，李志绥了解毛的健康情况大多是向值班卫士和吴旭君询问，了解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大多是靠吴旭君转达。李志绥亲笔在毛的病历上所作的记录更足以证明这一点，上面反复地写着：“根据吴旭君反映”、“根据值班卫士反映”。我们同李志绥相处那么多年，他几乎没有单独一个人为毛泽东检查过身体，他怕负责任，只是在会诊时跟在专家后面去看看。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曾跟徐涛说：“我要在自然科学方面补课，以后你就和我多谈谈自然科学问题。”当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和徐涛除了谈些历史、哲学、文艺、诗词以外，更多的是谈工农业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谈物理、化学、天文、原子能等，但从来不跟我们工作人员谈中央领导之间的人事关系问题。

　　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忙于搞三线建设，忙于克服经济困难，他常找吴旭君或卫士了解社会情况和群众对生活问题的反映等，从来不找李志绥闲谈。

　　七十年代毛的健康状况日渐下降，经常生病，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些年代，他同身边工作人员闲谈的时间很少了。李志绥同毛泽东既然在思想上很隔膜，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那末，他有没有可能经常与毛进行交谈，甚至是“彻夜长谈”，读者自然会作出自己的结论。

　　3、虚构的情节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讲了许多他和毛交谈的具体情节，我们仔细看了，全是假的。这里举一个例子。

　　“回忆录” 里说：“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匆匆赶往后门（按：指毛居住的院子的后门），心想毛一定生病了。门卫看到是我，立刻按电铃，卫士开了大问，我同他一起走进卫士值班室。我问他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叫我。他说：‘主席已经吃过两次安眠药，睡不着，叫你来谈谈。，我穿过相接的明廊（按：我们记得，一九五五年还没有“相接的明廊”，这个明廊是一九五八年以后修建的），入北屋进到毛的卧室。”接着，“回忆录”编了好大一篇毛同李的谈话。据说，谈完话，李“回到南船坞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半钟”。

　　这段描写，在“回忆录”的第七六页至八一页上。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会觉得像有那么回事。但对于毛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我们两个长期做毛的保健医护的人来说，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的。

　　首先，一九五五年毛还不认识他，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其次，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以后，不能兴奋，要安静下来，逐渐人睡。这时绝对不会找任何人谈话，顶多和值班卫士随便谈几句家常，或是找护士长用十分平和单调的语气给他读读诗词， 这是有的， 那是为了催眠。彻夜长谈”是没有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毛泽东的脾气是喜欢同讲真情实话的人交谈，他要了解交谈者的真实想法和社会上的真实情况。而李志绥对上级讲话一向是顺从逢迎，毛不喜欢这样的人。

　　在“回忆录”中，李志绥说毛和他谈到“医生总有那么一副医生架子，让人讨厌”。毛又间李：“你有没有架子呢？”“我才恍然大悟，我是受西方医学教育出身，自然有‘医生架子’。”这件事，我们倒曾经听说过。毛在这里不是泛指一般的医生，主要是说李志绥有医生架子。这也是李不可能跟毛多接近、多交谈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身边人员进行交谈，总是有来有往，不只是他一个人发表长篇讲话，真正是交谈。他希望对方能对他的意见作出反应，能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即使说错了也无妨。要是能跟他争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他是高兴的。但必须是讲真话，他才能听得进去。尽管如此，他很少同我们谈过什么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更没有同我们。“彻夜长谈”。

　　这本长达六百多页的“回忆录”中，写了那么多所谓毛、李的交谈。可是我们这些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的人，谁也没听说过李同毛有什么“彻夜长谈”。而谁跟毛谈话，谈多久，值班卫士都是一清二楚的。

　　第三章 李志绥是一个怎样的保健医生？

　　李志绥“回忆录”说：“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为时二十二年。”这些话，在书中反复他讲，似乎他还长时期地担任“毛的医疗组组长”。

　　1、毛泽东的两次医疗组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是从一九七四年到毛逝世，共两年多。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做保健医生）。参加医疗组的有北京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洁，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医学科学院院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荫祥等。

　　周恩来很重视医疗组的工作，后来决定由吴洁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负总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负责。毛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

　　第二次医疗组，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李志绥不是医疗组组长，他只负责医务行政方面的事务。有关这次医疗组的情况，我们访问了几位当年参加医疗工作的主要专家。

　　王新德（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至毛去世为止）说：“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

　　方析（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到毛去世为止）说：“不清楚，没听说医疗组组长的名称。”

　　那末，在医疗组大会诊中，关于诊断、治疗、抢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见，如何决定治疗方案，如何进行抢救，由谁下定医嘱？

　　经多方了解访问后得知，情况是这样的：在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各科诊治、护理、抢救的综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独当一面的专家，负责把关和直接管理，如神经科是黄克维（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姜泅长（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外科是周光裕（北京医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

　　在以心血管内科为主的三个专家小组里，陶寿淇（阜外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教授）、陶桓乐（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教授）、方析三位是分组组长，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内科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总负责是陶寿淇。这些人都是第二次医疗组的专家成员。

　　方析对我们说：“陶寿淇、陶桓乐和我们一起商量，决定由我、陶寿淇、陶桓乐三个人各领一组人值班，三组人倒班。最后的医嘱，由陶寿淇说定，护士记录、执行。我有时在这边，有时在心电图处监护，我在主席床头右手，另外王新德、高日新等专家都在。”

　　专家们都没提到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那末，李志绥在医疗组中起些什么作用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绘成为医疗业务的决定人与领导人。不妨再听听医疗专家们是如何评说的。

　　方析说：“主席的病情我们向李志绥讲，需要向外单位送查化验，或者对外面联系一些事情，还有医疗组内的分组、分工等，都由他分管。他主要管医务行政方面。在主席的医疗、抢救等业务工作上，他不起什么作用。”

　　陶寿淇说：“当讨论主席病情时，都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发表意见。李志绥只坐在后边，不参加讨论，不发表意见。由专家们讨论决定治疗方案与下达医嘱。”

　　王新德说：“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着重点是引者加的）把这些话归纳起来看，在整个医疗组的诊断、治疗、抢救过程中，在医疗业务上，主要由各有关科的专家负责，李志绥不起什么作用。他分管的是医务行政工作。这同李志绥在书中所吹嘘的情况就有天壤之别了。

　　2、毛病危时李的表现

　　前面讲到在毛泽东病危需要抢救时，李志绥总是“向后缩”，使我们联想到一九七二年毛病情危重抢救时，李志绥临阵逃脱一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前。那年二月十二日凌晨，吴旭君正观察毛的病情，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吴旭君叫他，也没有反应。吴意识到他发生了休克，便一只手给他做穴位指针按压，一只手紧按电铃，大声喊人。胡旭东、吴洁立即跑来，吴旭君按照他们的医嘱，同他们共同进行抢救，但一直没有见到李志绥。

　　胡旭东回忆这一段事情的时候说：“我听见吴旭君在大声叫人，我立刻向主席屋里跑去。当我进到屋后，看见李志绥向屋里探探头，然后扭头就走了。我发现主席心脏已停止跳动，赶紧做胸外心脏按压，吴旭君、俞雅菊（原为阜外医院心内科护士长，解放军三○五医院内科护士长及门诊部副主任）配合注射药物等急救，那时吴洁也在，但自始至终没有看见李志绥进来。经大力抢救，主席很快恢复了。”

　　胡旭东还说：“事后听李志绥自己解释说，他当时跑去工字楼找尚德延去了。

　　其实，他是有意躲避的。工字楼离毛的住地有一段距离，约四五百米，李志绥要找尚德延尽可以打电话，或者派人去找一下，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为什么非要亲自跑去找呢？这且不说，那末后来尚德延也来一同进行抢救了，可李志绥还是不来，是什么理由呢？”

　　这次我们查阅了这一段期间毛的病历，当时医生的分析，是毛泽东原有的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由于严重缺氧所引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用了十七页的篇幅，来描绘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那一段时间他如何“主持”对毛泽东重病的诊治（实际是吴洁和胡旭东主治），而对这次十分危重的抢救工作，只字不提。这并不奇怪，就是因为这一次他临阵逃脱，对抢救情况实在是一无所知。顺带说一句，我们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看到了李志绥的儿子李大重的谈话，说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里，李志绥的名字列在陶寿淇之前，证明李是医疗组组长。我们查阅了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上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名单中有陶寿淇，但没有李志绥。这份报纸是很容易找到的。它说明，陶寿淇在毛泽东医疗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在平时的医疗保健工作中，李志绥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自我吹嘘了一番：在做毛的保健医生之前，“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受到“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赞誉”，“我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后来又担任“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主任”，等等。

　　这里提到中南海门诊部，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门诊部是为中南海内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工作人员做医疗服务的。它同专为中央领导人做保健医疗工作的中南海保健科（后改保健处）没有直接关系，是两码事。

　　李志绥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过七年多，但没有当过主任，主任是郑学文。黄树则（从一九四三年起做过毛的保健医生，曾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卫生部副部长）证明说：“当时门诊部主任是郑学文。”郑学文说：“李志绥不是门诊部主任，那时我是主任，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副主任。”

　　李志绥在书中说：“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名义，而且也不通。“监护”，作为法律用语是指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一切合法权益的监督和保护。毛既不是未成年人又非精神病人，所以不属于这种“监护”范围。

　　“监护”的另一含义，是指对病情危重的病人，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记录，有的还应用电子仪器——监护器，随时记录和显示病人的心电图、脉搏。呼吸、体温、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尿量及各种引流量，以便及时发现微小的病情变化，采取紧急治疗措施。从这个含义上讲，符合毛晚年几次病重抢救期间的情况。但是在毛病情危重期间，真正进行这种“监护”的是轮流值班的各科医疗专家，及经验丰富的特别护理组的人员，他（她）们是分秒不离地昼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候在床旁。

　　李志绥既不参加专家分组值班，也不参与医嘱的决定，更不参加任何医疗仪器的操作。当时负责临床诊治的专家们一致的印象是：在专家讨论诊治方案时，李坐在后面不发言；毛病危时，李甚至很少到床边去观察与检查，一切都靠其他专家医护人员；在紧急抢救时，李志绥不但不抢上前去，辱而向后缩。作为毛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的这种表现，实在是使人感到吃惊！

　　3、李志绥被毛摒退

　　到后期，毛泽东对李志绥的工作已经很不满意了。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不让他在一组工作。

　　关于这一段，李的“回忆录”透露出一点信息。他说：“（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亟需政治局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帅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从一九七四年底到毛泽东逝世这一段时间，吴旭君已经不在毛身边工作，其间有关毛的医疗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访问当事人包括一些专家了解到的。

　　关于上面李志绥说的那些事，我们访问了当时随同毛泽东在长沙的汪东兴。汪说：“这是假的。他怎么能同叶剑英去谈？实际上是主席有病，对李志绥有意见，不满意。主席说他只观望不行动，不动手，不解决实际问题，病好不了，不要他，让他回去！”

　　这就完全明白了，李志绥之所以回北京，不是他“想回北京”，而是他“在长沙起不了作用”。一九七四年底李回北京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对毛的医疗工作。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毛做眼科手术的唐由之教授是著名的眼科专家，现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他对我们说：“我于一九七五年春节大约是二月份，在杭州与毛主席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那时李志绥不在杭州，汪东兴要我负责准备了眼科。耳鼻喉科等有关各科的整套手术室需用的器械设备。回北京后，我住在中直招待所，和几位眼科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李志绥也没有参加。我于一九七五年三四月间住进中南海，约住了七八个月。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都不见李志绥。”

　　我们问唐由之：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手术前，毛说：元朝人萨都刺写过‘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末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您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说过这些话吗？唐说：“没有，毛主席没有说过这些话。李志绥没有在场。毛主席只是问过：‘你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主席说：‘准备音乐了吗？’后来由秘书找来弹词《满江红》录音带放的。做手术时，周恩来、汪东兴等都在门外等候，李志绥并不在。”李志绥真是会编“故事”。那段对话，又是他或那些参与者们发挥想象力所写出来的。

　　我们又问：李志绥书上说，“从注射麻药到针拨完成，一共不过十二分钟。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两个月以后再做左眼”。是这样吗？唐说：“不是。手术用了七分钟，做的是左眼。毛主席说：‘明年我再请你来，为我做右眼手术。’”

　　一九七五年做的那次眼科手术，在当时对毛的保健工作来说，不是件小事。但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李志绥不见了。一直住在中南海主持手术的唐由之，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看见过李志绥的影子。这就是自称每天都随侍在毛身边的、为时二十二年的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哩！李此时根本不在毛身边，却偏要装出他对毛的眼科手术情况十分了解的样子。于是又不得不靠编造了。既然是编造的，尽管有那么些中国通下手，也难免错误百出。

　　从唐由之的谈话，我们又想到要弄清楚李志绥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后离开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到底有多久。我们向从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一直在医疗组里的两位医护人员进行了访问。

　　俞雅菊护士长说：“一九七五年初我第二次去长沙，毛主席在长沙游泳馆游泳。

　　当时毛主席有皮肤瘙痒症，只有皮科医生在，我很着急，临时从湘雅医学院请了心脏科专家来值班。毛主席最后游了三次，那时李志绥肯定不在长沙。我到长沙，以后又跟随主席去杭州，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后，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始终没见到李志绥。”

　　这是第一见证人的证言。李志绥却在“回忆录”里编造说什么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由北京去杭州，这全是假话。

　　胡旭东说：“一九七五年初去长沙时，主席对李志绥已不信任了。李志绥已走了，由我负责主席的保健。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什么‘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没那回事。从一九七五年一月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志绥一直不在主席处。我主持并组织眼科手术的准备工作等。眼科手术时他也不在。”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就根据事实说明，李志绥开始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一九五四年而是一九五七年。现在又可以说，在毛的最后年月里，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志绥实际上已经不担任毛的保健工作了。正是在这一头一尾的两段时间里，李志绥的“回忆录”编造了许许多多的中伤、诽谤毛泽东的“故事情节”。

　　再说一说李志绥对毛泽东的平时保健工作，这个我们更清楚。平时他和毛很少照面。偶尔组织专家会诊，他不直接介入医疗业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只做医务行政工作。毛泽东平时的防病、护理、饮食营养管理、康复等工作，常年主要是靠护理人员、卫士组、管理员、炊事员、服务员等协作完成的。

　　李志绥明知毛泽东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但他怕和毛意见不一致，不提合理的建议。比如徐涛做保健医生时，常常劝毛戒烟，少吃肥肉，减少安眠药量，多安排体力活动，调整安排合理膳食，定期检查身体等等。而李志绥强调“习惯难改”，“（主席）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安眠）药量，可以不改”。徐涛原来规定对毛食用胆固醇含量高的和油脂多的食物，要适当限量和掌握，要毛少吃“红烧肉”、动物内脏一类的食物，毛最后同意了，配合得很好。但李志绥改变了这个规定，决定“饮食不再禁食鸡蛋、动物内脏等（包括肚子、肝子、腰子等）”。（按：原来只是适当限食，从未禁食。）“食物中未加特殊限制，目前食用油均为猪油”（以上都见于李志绥所写的毛的病历记录）。直到一九五九年，护士长吴旭君一再提出要搞饮食营养热量计算，要改进膳食，尤其要减少油脂，并建议花生油与猪油按比例配用等。一九五九年五月专家会诊后，也认为原来油脂过多（见病历记录）。李志绥才不得不改变他的办法，再度限制食物中的油脂类，最后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可见并非“习惯难改”。吴旭君把毛的安眠药，根据需要作了调整，既保证睡眠，又不增加用量，毛也接受了，可见也不是“习惯难改”。所谓“习惯难改”，这是李志绥为迎合毛的老习惯不坚持保健医疗原则的一个托词。

　　根据以上所述，对李志绥这个“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应当怎样看呢？我们想读者会有自己的评价的。

　　第四章 从李志绥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看李志绥的人格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参与者们，利用李志绥所谓“二十二年”保健医生的身份，在毛的生理和健康方面造了许多谣言。就凭这一点，仅仅说李志绥没有医德是不够的，他连做人的起码道德都丧失了。我们作为保健工作者，本不应该把保健对象的生理和健康状况公诸于世。但是，由于李志绥在这个问题上公开造谣，我们就不得不公开辟谣，而且不得不引用一些毛泽东的病历，以正视听。

　　1、“性放纵”的污蔑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一九五五年检查了毛的前列腺，做了前列腺按摩。

　　且不说当时李志绥还不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他没有为毛泽东检查前列腺的机会，就是别的时候他也不可能做这种检查。毛的一生中，直到老年，没有这方面的病状。我们仔细查阅了毛泽东的病历和会诊记录。泌尿科专家曾多次为毛检查身体和会诊，但从来没有哪一位专家给毛做过前列腺的检查，更没有做过前列腺按摩，病历上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录。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过了两天”，“前列腺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毛的前列腺正常，但报告显示他没有生育能力”。这些话一看就是瞎编的，谁也没有给毛查过前列腺，怎么会有检查结果出来呢？不但有结果，而且还有一个“他没有生育能力”的结论，这不是荒唐吗？

　　关于毛泽东有没有生育能力这个问题，暂且不论。单就李志绥讲述的“结论”得出的经过，就能看出他的破绽。李志绥在书中说：“我做了前列腺按摩，用试管装了精液，拿回到办公室。”从医学上来说，如果李志绥真的做了前列腺按摩，能得到一些液体，那也主要是前列腺液。但只有对精液检查，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判断才有价值。何况，李志绥的办公室里根本就没有化验仪器，如何进行化验呢？

　　我们曾向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当年曾给毛泽东会诊过的泌尿科专家吴阶平教授请教。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医学科学院国外院士。他还曾担任过周恩来的医疗组组长。他说：“前列腺按摩得到的主要是前列腺液，偶尔可能带些精囊液，而精囊液不是精液。要确定男性有无生育能力，主要是根据真正的精液检查，仅靠前列腺按摩得到的液体，不可能作出有无生育能力的结论。”他还说，他从未给毛泽东做过前列腺检查。我们查阅了毛泽东病历中的全部化验报告，没有见过一张关于“前列腺按摩液”或“精液”这一类的化验报告单。

　　对毛泽东进行稍有一点特殊性的检查，都要向上级报告，而李志绥最怕负责任，如果真有检查前列腺以及有无生育能力的事，他是一定要向上级领导报告的。我们特地向当时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的黄树则询问。黄说：“李志绥没向我报告过。”我们又问汪东兴。他说：“李志绥没有向我报告过，我没有听说做过这种检查。”

　　李志绥没有做过这种检查，毛泽东无需做这种检查，根本也不可能让他做这种检查，那末，李志绥为什么要凭空捏造这一档子事呢？他的目的很清楚，是想要用“没有生育能力”为他们诬蔑毛“性放纵”等制造“根据”。李志绥还造谣说毛泽东患有“滴虫病”，这同样是出于对毛泽东进行诬蔑的目的。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做医务工作多年，十分清楚地了解，毛绝未患过什么滴虫病。

　　我们到中央档案馆把积累了有几十年的、堆起来有几米高的毛泽东的病历翻了不止一遍，把包括李志绥在内的毛的所有保健医生所开具的化验单，和包括李志绥及专家们所记载的病历记录（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为止），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查阅，没有见到任何有关滴虫病的症状的记录。在数以千计的详细的化验报告中（也是直到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逝世为止），没有见到一张关于滴虫病检查的化验报告单。

　　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向读者指出，李志绥“回忆录”中文版凭空说毛患有滴虫病，英文版却不讲什么滴虫病，而诬蔑毛患有“性病”。黎安友的“前言”，在中英文两种版本中也是如此。“滴虫病”（Trichomoniasis）只是一种寄生虫病，它与“性病”是完全不同的两类疾病，这是常识。李志绥一伙在两个版本中玩弄这样的手法，正好反映出他们心虚，不敢在中国读者面前造毛泽东“患性病”的谣言！

　　2、毛的生死观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说：“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他（按：指毛泽东）相信一些长寿药，也想寻求这类药。”“毛不断求长生不死药”。

　　这又是荒唐的编造。毛泽东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

　　他多次向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

　　对待生与死的问题，毛泽东跟吴旭君也多次谈过。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对吴旭君说过：“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按逻辑学的原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又有一次，毛跟吴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从哲学方面，从自然科学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

　　但是在李志绥等人的笔下，毛泽东却被歪曲成另外一副样子。毛晚年有两次病情危重：一次是一九七二年，“回忆录”中编排了好长的一段毛李对话，其中毛问李：“你看我还有救吗？”另一次是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毛临终前十分钟，“回忆录”有一段描写，其中有张玉凤向李的“传话”：“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请读者注意，这两次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一九七二年那一次，吴旭君守护在毛的身边，没有听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两次参加医疗组的医护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现今绝大部分都还健在，他们谁也没有听见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毛泽东从来就把生死看作是自然规律，对死无所畏惧。

　　一九七六年在他病危的时候，多种严重疾病同时向他袭来，他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他仍像平时一样，关心国事，酷爱读书。请看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泽东临终前一天的护理记录，现摘抄如下：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

　　零时零分 体温36.9℃， 脉搏103次/分， 呼吸21次/分， 血压170/80(mmHg) 。看文件14'。按摩双下肢，腹部人工辅助呼吸，有些微汗，生理盐水喷口腔六下。

　　零时五十分 呼吸24次/分。看文件10'30'。辅助人工呼吸，按摩下肢。

　　一时十分 看文件15'30"。

　　一时二十九分 血压150/70 (mmHg)，T波倒置， ST段压低0．15mv。

　　（注：表示心肌缺血。）

　　一时四十分 主席自己使劲。马上去看，发现尿床约200ml。

　　一时四十五分 血压180/80 (mmHg)。看文件10'。

　　二时零五分 脉搏116次/分。看文件9'。爽身粉擦大腿。

　　五时十六分 有轻度紫绀（注：表示缺氧。），尿床200cc。

　　五时五十分 换枕头及耳枕。看书7'。

　　十一时十五分 体温37℃，脉搏102次/分，呼吸26次/分。双手双脚发凉。

　　十一时二十一分 嘴唇紫绀明显。做呼吸器很短，不要。手指甲发绀。

　　十一时五十分 ST段压低加深0.3mv。（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十二时四十七分 看文件21'。 液体滴数速（度）调至20gtt/分。（注：即每分钟二十滴。）

　　十三时十五分 ST段压低0.3mv。 出现二个室性早跳连续发生。（注：表示心肌缺血加重，并有一定程度的心律失常。）

　　十三时十八分 看文件12'。

　　十四时零四分 口唇、手指甲发绀明显，给做呼吸器1'27'。

　　十四时零八分 继续做腹部人工辅助呼吸。

　　十四时零九分 脉搏106次／分，呼吸24次／分。看文件18'。

　　十四时三十五分 血压160/65 (mmHg)）。看文件23'。按摩右上肢及双脚。

　　十六时三十分 ST段压低0.1-0.2mv，室性早跳一次。

　　十六时三十七分 看文件30'。 （注：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此后，病情进一步加重，插上鼻咽管。）根据上述记录，九月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看了这个记录，谁能不为毛泽东的坚强毅力而感叹呢？谁还会相信李志绥的那套鬼话呢？这才是真实的毛泽东：

　　3、所谓“女友”问题

　　“回忆录”编造了那么多假东西，其中还有一个所谓毛与什么“女友”的关系问题。有的竟说成是吴旭君告诉李志绥的。在这里，吴旭君郑重声明，李志绥从来没有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也从来没有回答过李志绥这样的问题。李志绥编造四人“大被同眠”，简直是下流无耻。毛泽东的不少生活习惯，人们都已熟知了。他睡觉只盖毛巾被，春夏秋冬四季如此，随着气候的变化只不过多两条少两条罢了，根本不用什么“大被”。他睡的床，一半的地方堆着高高摞起的书，睡觉的地方只有一半，历来如此，怎么可能睡上四个人呢？真是天方夜谭！李志绥居然编出这些奇闻，还对吴旭君进行栽赃，真是太卑鄙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同他接触和交谈比较多，对他的为人和生活是相当了解的。

　　毛泽东对女同志一向十分尊重，对待女同志（当然对待男同志也是一样），不论老、中、青，他都很讲礼貌。他说过：“我历来尊重女性，支持弱者。”

　　毛泽东很喜欢和年轻人交谈与交往，无论男女都一样。他认为年轻人思想单纯，不世故，热情活跃，肯讲真话，通过他们可以了解青年人的思想与社会人际关系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的卧室、办公室、会客室从来不关门、不插门、不上锁。毛泽东的个人私生活以及人际交往，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

　　端自私自利”，他深感“厌恶”，其他人更不必说了，上上下下都腐败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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